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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在检察院(1979年一1986年)(二) :检察院 入党申请书

时间:2010-02-20 10:50 Tag:检察院 入党申请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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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隆务河的怨愤》的感想
《隆务河的怨愤》一文在本刊一九八三年第十期上发表后,少女李艳的悲惨遭遇和省检察机关受理这个凶杀案中排除阻力曲折斗争的事迹,叩动着千百万正直善良人的心弦。全国各地广大读者纷纷来信,热情赞扬秉公执法不畏权势的检察人员。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政法办公室魏奎阁说:“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尽情,一口气读完《隆务河的怨愤》一文,这实在是一篇好通讯,作者以清新的文笔,精巧的构思,生动的情节,再现了政法战线上触目惊心的斗争。当我从编者按中得知那个杀人犯被处决了,才从沉闷的心底舒出一口气来。广东潮阳谷饶宫田大队张鸿章说: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为人民伸张正义,秉公执法,使隆务河的冤案真相大白,杀人犯被处决了,充分体现了我们宪法的尊严,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山东省《枣庄日报》社韩帮顺说:看了《隆务河的怨愤》一文后,心情很激动。在调查复核此案中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的李公保、刘子祥、卜广德、文立人四位同志和同仁县检察院专案组的同志秉公执法、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特别是文立人同志不怕再度罹难,积极分析案情,查打疑点,大胆开棺验尸,表现了一个执法战士的智慧和胆略。我觉得,应该给文立人等四同志和专案组的同志记功,对为杀人犯出谋划策的候竹仙和阴饶复查此案的桓副局长,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黑龙江省克山县制镜厂工人张德才说:我们对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秉公执法、不畏权势、敢于冲破阻力,为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申冤而拍手称快。但从文章的结尾看到,那个桓副局长,至今拒不认错。象他这种人留在公安战线上是很不合适的。我希望能在贵刊上看到对桓副局长的处理。上海市奉贤县二中赵在行说:看了《隆务河的怨愤》一文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少女李艳的冤情大白,杀人犯被处决,这真是大快人心。我认为杀人犯的母亲帮助儿子定好“秒计”,编造假案嫁祸于人,犯有包庇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桓副局长徇私枉法,完全不配做一个公安战士,应给予严肃处理。上海市南市区民建成员方善忠说:造成隆务河的怨案的根源很清楚,出自权大于法,私重于公,派高于党的怪现象。怨愤的事实是不正之风掩护犯罪份子,犯罪分子利用不正之风。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维护宪法的尊严。江西省新余县人民法院欧阳武说:桓副局长执法不为民,枉法徇私情,在未结案之前,就匆忙将重要的物证退还给原告人,继而不顾案件本身疑点重重,私下“结论”。他还阻止原告上诉,威胁检察院办案人员等。可见,桓副局长以自己的“老关系”为重,置国家的法律不顾,明显地触犯了刑法,应予法律制裁。对参加反侦查、恐吓人,掩护罪犯等活动的人,也应从速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民冤不能伸,吏黠不能禁”的现象还会继续发生。江苏省盐城师专教师葛芝宾说:对桓某下个调令,挪挪位置,这是极不公正的!如果不对在法律上开后门的弄权者绳之以法,开后门之风就无法消灭》。
在青海省检察院与省法院老同学王立灿合影
再读,记忆的思维忽地打开,又将我带到那片让我魂牵梦绕的青藏高原,凝冽的寒风,漫天飞舞的雪绒花,彤云密布中高高傲翔的山鹰,那烧得通红的火炉的低墙土屋,那围炉撕啃大块羊排,溢着喷香的土瓷大碗的烧酒,旋转着一张张朴实,健康,善良,真诚藏汉同胞参案同事们的音容笑脸…那是一段多有激情、有意义值得回味的日子。 4、主任之死
那年春节临近,我当时仍在黄南州执行任务,我向省院拨通研究室的电话,接话人是室秘书小崔,小崔北京人,原在省拖拉机厂工作,在充实政法队伍中由企业调入省院,她年约三十上下,有着典型北方女性高挑健壮,朴实明快的特点。己婚,离异,独居。讲了几句互道问候的客气话,,知道我要请示工作,把电话交给了李主任,李主任说着一口浓浓的陕西口音普通话,听取了我的汇报并同意我近期在安排好黄南工作后可以回院。我也问他们节日将到,要不要带些牛、羊肉回来,他说不必麻烦了。从谈话中知他和小崔都很好。我也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我回到省院,大门外醒目摆地放着大花圈,一楼的楼道也是一溜的排放着,花圈上的白字条写的尊名竟然是李主任,让我感到惊呀,怎么会呢!他矮实墩厚,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他五十来岁,正值年富力强。虽说讲话时急点爱红脸,况且前两天我们还通了话的不都还好好吗?登上三楼在研究室前正待开门,政治处一同事走来说暂不能进,是现场,果真门上还贴了张封条,这时隔间邻门打字室一女同事过来,悄悄说,“小崔找你,在她宿舍。”
见到小崔,又让我一惊,人样大变,一脸憔悴,面如菜色,一双惊恐不安的双眼,让我好生不解。她稍停后,向我叙述了前情后由,她说:正是那天接完你打来的电话,就下班了,我收拾好办公文件,正要走,李主任拿了份他写的材料,过来对我说,让今晚给他滕抄出来,明儿一早要送交检察长。我本来就对他有意见,你知道根据文件这次我由企业工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我可转调二十三级,他却在申请表单位领导栏中说我工作有些自由散漫,文件档案保管整理不好,建议延期半年转级。你说气不气人。想起这些我就冲他说,我晚上该休息现在要帮你滕抄,算不算加班,算不算工作努力,我说要写明天上班再说,我就要走,他过来拉我,一下把我棉衣上的暗扣拉开了,我骂他,臭流氓,他一下气极败坏,大吼大叫说我悔辱了他,非要拉我去见检察长说理,我就哭开了,检察长听见出来问,什么事。我简单说了…,检察长就让我走了。后来听别人告诉说,检察长批评了他,也就说了他你是领导怎么能这样呢,别人是女同志年轻同志,要多关心教育,回去吧,有什么明天上班了再说。他走了后,可能想找我解释下,在王处长家门口恰好遇见王出来,王就邀他进家坐坐,他坐了会,说心慌要个馍,王处见他神情不好就让儿子送他回家,半道吐了一次。回到家倒在床上就不能言语了,他老伴让女婿去单位找个车,半天回来说没车,只好背着送往医院,时间己是晚上十点了,医院赶紧抡救,零晨一时多就死了。结论是陈旧性脑溢血急性死亡。一些人说是我害死了主任,还说李主任家属子女要找我报复,吓得我这几天都躲到同学家里,听说你回来了,才赶紧找你,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望着小崔失魂落魄的恐俱,一个远离父母,一个单身弱女子生活中有了点事,真真显得那么无助无奈,那么脆弱。我说,“如果真象你说的这样,肯定与你无关,你还是上班吧”,她可怜巴巴的说,“门都给封了…”。我说,“我们是执法机关,是知晓和懂法的,怎么连一点普通的法律常识都不知道哩。”
下午我去了检察长办公室,是新任的吴检察长,我向他简要汇报了黄南一案的来龙去脉和目前案件的进展存在的困难,也谈了小崔的事。对封门的事,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他也对我有些了解,他听后,说话不多,同意我的看法,最后说,“封门的事就不说吧,你处理了就是。”吴检察长,中等身材,圆庞大脸,剑眉皓齿,一双眸闪着沉稳练达的光芒,他是位早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透着江浙沿海人的精明能干,有股儒雅文将的风采,在他任期,可能由于“文革”受到残酷迫害,身体一直不好,仍竭尽全力,主持全院工作。余时,常叫我去他办公室,谈案说法,摆古论今,偶尔也温茗博弈,显得平易。
小崔来上班了,办公室几天没人,到处显得灰扑扑的。望着李主任的办公桌上,玻璃板下压着他自个儿和他朋友们的合影小照,一切都还那么鲜活,那么踌遗躇满志意气风发,往日点滴又涌入眼前,我们办公室很大,三张办公桌顺列成排紧靠前窗,我与小崔对坐,李主任单张独列在我身后,平时无法看到他,但他每日上班,脸上总是涂抹过的敷上层白色面油,常残留于他浓黑的眉间,显得怪怪的;他还常爱趁人不注意时,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小圆镜,顾影自照,做作各种面部表情,不时自笑,当发现我和小崔己察觉时,他又显落出一种孩子气的羞涩……。
第二天,在市殡仪馆举行了李主任的追悼会,吴检察长念读了追悼词,李主任是“因劳累成疾,突发陈旧性脑溢血,经医治无效,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病故,享年五十四岁。”作了结论。哀乐低回,哀者无声,死者长眠不醒。真叹!人世复匆匆,功名利碌无期尽…哀乎?!
李主任死了,走了。
一周后,根椐院党组的意见,重新任命三处张处长为研究室主任,与此,还从办公室抽调了两个笔杆子,一姓张,一姓刘二人,还有政治处一姓孙的年轻人充实扩充了研究室的人员。张主任,上海人,四十五六,个不高,圆头腆肚,眯缝着双小眼,似乎老象在对你微笑,给人一种和谒可亲的模样儿,他不象上海人爱穿尖头皮鞋的洋气,却脚蹬一双平底浅口步鞋,走起路来不甩手,而是倒背手交握在臀部,慢条斯理使人联想到,俨然一付当年解放初时,解放军转业到地方执掌行政长官的姿态。“文革”前他是省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恢复后调来院三处任处长,三处是劳改监所检察处。去年他曾邀我一同到海南州、县,各看守所,劳动农场进行管理监督检察。因为海南监狱连续,犯人间发生了殴斗死亡的事件。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到监狱劳动改造场所、对生产、管理的直观体察。他还安排我在农场大队部给管理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介绍了《检察机关在实施“两法”,中的职能与任务》的讲座,他很欣赏和满意。这次能一起共同工作,说实活他对我是抱有极大的好感和热情,他私下找我谈话,让我拟订研究室的设置安排,并希望我不要再去黄南,应当就此歇手移交由一处办理。当时我实在很为难,因为黄南的案子己搞了大半年,现在正处于“开棺验尸”最后取证的关健时刻,我心里也很想从头至尾善始善终能从具体办案中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和能力。我只好说,去不去我自已不能决定,要听检察长的最后安排。此言既是实话也是实情,然在他当时的脸色己表明了,我已是不服从他的领导,以检察长来压他。我那时真真不知道机关工作行使中的许许多多的潜规则,我想或是触犯了规则的警戒线了吧。事又凑巧,黄南州李卓嘛检察长不知听道什么风声,又匆匆赶到省院,再次坚持要求让我再赴黄南参与“716”案协助工作,吴检察长可能出于对地方干部的尊重,仍然把我找去说:“州、县检院都希望你下去,要注意依靠当地党委,搞好与同志们的团结,努力争取早日结案,回院后,做好研究室的工作。”我其实又有些犹豫,黄南州铜仁县山高路远,荒莽寒冷,上月州法院一行五人赶往省院开会,半途遇险,跌下深崖,全部遇难。现检察长亲自安排,明知张主任不快,却又不好推诿,真的好生为难。象常说的,“风箱中的老鼠—一两头受气。”
六月,青臧高原的千里大漠化冻了,草原上开满了低矮五颜六色的太阳菊,红蔷薇,黄雏菊。河滩湿地上飞翔着白色黑色棕黄色的鸟群。黄河的涛声响在三山五岳的峰峦岭壑。在我参加了由青海省高级人民院法医,西宁市法院法医,市检察院法医,原中央司法部司法鉴定专家主任医生肖教授为首,组成了 “716”专案法医鉴定组;参与了由黄南州、铜仁县、尖扎县三地人民检察院就地“开馆验尸”组织指挥工作。最后终赢得了案件重大突破的科学的医学技术鉴定证据。从而保证了该案的正确审结。
当我再次回到院研究室时,一切都变得那样冷漠,那样与我无关,小孙入了党,送到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专班培训学习。研究室每次开会是以党小组名义进行,我虽然交了入党申请书己两年了,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我不是党员无法参加,也不安排我的具体工作。让我很难堪,很无奈。好在我曾多年被隔膜、孤独。但真感叹中国人,甚至一些自为中共党员的人依旧有着许多人性的弱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有着更多“小圈子”的意识。正是这种游离的孤独,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自我掌握的时机。我坚持严格安排自学法律知识,给报刊撰写法律方面文章、论文,参加省法学会的《青年法律知识》丛书的写作。到基层检察院去调查,研究个案,实实给了我一个最好的补缺遗拾的大好时机,我在忙录中自觉变得更加充实,也很快乐。
那时每年度都有升迁任命,我已在检院工作了四、五年,期中,多数人都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副处级),检察员(正处或副厅级)就连打字员小白(女)也被任命升为控告申诉检察处副处长,老李从电化工调来原是保卫科办事员,现在一跃升为省经济检察处处长,小孙也成了研究室副主任。我的任命为研究室书记员(正科级)。那年我已经43岁,大学毕业23年,改正后到检察院已经第四年。一些人认为对我不公,以为我会去找领导,或会发牢骚,或会向别人说怨话,可我不争,不问,因为我曾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不平事,我都能坚持挺了过来,能有今日的工作岗位,我自认已是十分不易,人那!重要的是要能坚守住“无名有品”,“无位有尊”的个人人格,人品的自重、自尊。
一晚,来省院开会的黄南州卓麻检察长、铜仁县杨检察长,还有刑检科的马科长,经检科的陈科长一同来看望我。大家谈起往事,为曾一同齐心协力,艰辛走过来的点滴突破与收获,让人有如心中流过一股潺缓的暖流温暖惬意。之余他们也气愤地说告诉,近期省院派了三位同志到州、县检院来了解你下来协助工作的情况,如我代表专案组向县委、州委汇报案情,报告案件侦查终结,认为我不是党员却参加县委、州委会议,说我大包大揽,没有组织观念;说我到西安刑检中心送检,其经费报销有疑,甚至传言还有男女作风问题,一一都被我们顶了回去。这次两位检察长和其它同志在会上都为你不平发了言,还主动单独找了省院检察长作了专门汇报,两位检察长还表示回去后还要再次专门就你下来工作情况给省院党组和检察长写份报告。卓嘛检察长总是直言快语地说:“我们检察机关还有没有是非好坏之分,象牛一样工作的好同志,还在后面搞他的小动作,捅刀子,使坏,真太坏了。”
不久,与省院吴检察长单独会面的机会,我就调查我协助黄南州县办案院派工作组一事,坦诚地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吴解释说:“他们下去调查方式方法上有些不对,但主要是为了解决你的组织问题。而群众中有些反映,但来自那里没搞清,调查是对你负责嘛。州县的同志这次在会上讲了,并且又给我写了信,都说你在州县工作很好。问题澄清了就好了嘛,不要记在心里。”
写到这里,我翻读当年的《笔记本》,发现对上面的记忆均有详细的记载,并还在其后附有两则自已当时有感而作的散文诗。
在我生活中深深埋在内心深处的坚定、坚韧
是对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忠挚的情怀,
是对父老、乡土的眷恋…
我象草一样,从大地上生长出来,
在广袤的原野,在山涯石隙间开花,
牛、马、羊,吃掉了小草。
而到了春天,我又是一片葱绿…
夏天我躺在大地的怀里,
织出一片绿,一片花团锦簇…
在我的人生路上,常被飞来的流弹击中,
我倒在血泊的大地上…
随着漫长的时光流逝,
我的心灵得以重新苏醒,伤口渐渐愈合,
在复合的伤口,涌出一缕袅袅舒展的轻雾,
而这雾是产生出的思想。
写到这里当我合上“记事本”,双掌抚面,往事在目,浮想联翩,虽非如灰烟灭,不仅哑然失笑,笑中浸出一缕对昨日心酸的苦憷,…那年春节后,骤然而至的一场大雪又变得乍暖还寒,四处留下沙土覆盖的残雪,四处的街市路面显得十分肮脏龌龊。下班了,张主任与我挨身走出省院大门,并肩沿阶而下,他在我身旁说,春节时全室的同志们都被邀在家过年,很热闹的,我不知道,自然我不在受邀之列,他告诉我干什么呢?我只能笑笑点点头默然无答。他走了,望着他穿过街心的背影,却发现他斜着走到一处商店的玻璃门柜撞了头,让我好生呐闷。不久,说他病了。属脑痿缩脑瘫症。后又听说他转到上海去治病了,事隔半年,传来他病故的噩耗。谁能料到那次省院大门外台阶上的短短一句话的交谈,竟成了我俩最后一次人生相识相共过的最后话别。谁又能相信他说的那次聚会,该是他与同志们最后一次晚餐的告别晚宴了。
5、“入党”困惑
我的妻女,在青海西宁
翻开尘封过去了二十年的《记事本》,竞发现那年省检察院研究室全室同志对我年度的鉴定评论。阅后觉得蛮有记忆的价值。全录如下: “张某:老文同志的优点表现1、政治上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2、工作上有干劲,能吃苦耐劳,值得学习:3、性格开朗,团结同志好;4、业务能力强,是院里的主要骨干力量。
1、办宣传栏,给检察长写的报告,用字还应准确些;2、去黄南州办案,成绩应当肯定,但研究室的同志不应参与办案,应作眼于研究室的工作;3、给报刊写文章,应以业余时间;4、说话有些大大列列。”
“张主任说:先说优点方面:l、对党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拥护的; 2、工作积极,能吃苦耐劳,业务能力强,能与领导一起下乡,深入基层作调研;3、团结同志,关心同志也比较好。
1、同意老张同志的意见。2、黄南办案应当肯定成绩。回来后我也提过意见,应注意本身工作的职责。顺境考虑得多些,逆境考虑得少些,如果黄南的案子没办成功如何办?也许你未觉察到,但我听到的反映议论是很多的。我们有自己的职责分工范围,我以为应是全面考虑下,不是我们搞的,我们就不要去搞,应把本身业务搞好。3、生活中有些懒散,如把鞋子放在办公室:4、在省报、法制报上写稿进行法制宣传是必要的,但要注重本职研究室的工作,精力集中在把研究室搞得更好。”
“刘某说:和老文同志处的时间比较长,同意以上两人的评论意见,总的看优点长处多。具体讲1、能吃苦耐劳,业务能力强,肯极积钻研法律知识熟悉功底扎实。能吃苦下乡,下基层深入调研。2、能要求政治上的进步,积极争取入党。老文同志有一个曲折痛苦的经历仍积极主动争取,写了申请书,组织上也是关心的。3、比较艰苦朴素。学习上抓得很紧,自身经济情况不是太好,但总是舍得掏线自订法律杂志和书籍。不足之点:申请入党,要求的是要思想上入党,要注意入党不是目的,手段,要扎扎实实的为党工作。关健是如何对待入党,要用一个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要注意意识修养:4、要警惕骄傲情绪。黄南的案子办得好是党委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作了一些工作,愈是在受到同志们和领导表扬时,愈要谦逊。老文同志的文章是不喜欢别人改的,要虚心些。一次他写的材料,我提出些意见,以后看时还是依然如故。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入党问题上,老文曾向公保书记作过两次思想汇报,我看不一定要作系统思想汇报,我们间也随时可以谈嘛,我们三个党员都会表示欢迎”。
小崔说:1、老文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能主动找支部一些老同志汇报思想想听取意见。2、工作责任心强,认真负责。中午、晚上都主动加班加点:3、积极钻研业务,对待同志能关心团结,对我在业务上也能经常给予指点帮助。不足之处,同意以上老同志们的意见。”
记得一次政治处王处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王是陕西人,己五十来岁的人,是个老同志,也是老政法干部。他曾邀我去过他家,妻子是个陕北典型农村婆姨形象,头顶块青花麻织头巾,身穿阴丹士林布斜襟大袄,一脸朴实和蔼笑意,走起路来有点罗圈腿,可能是坑上常坐带出的习惯,五个高高大大楼梯式的男孩女子,有礼貌地称呼我“文叔”。言谈、交往中,能感到王对我的关心和友好。他笑着边招呼我,边从办公抽屉中取出份文件,一看就知道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来文,他说:关于你的评职的事,我们专门请示了高检,高检回复是,根据“中组部”文件规定精神,省检院一级助理检察员资格,其政治身份应为党员,那么,凡认为可以提升为助理检察员的,其各方面表现也已具备了党员的合格条件。我无言可说,殃殃而出。仰望天空,挂着轮苍白的冷月,树稍摇曳,传导出又一年高原的秋寒己至。
又是一年过去了。吴检察长走了,又调来了新任(第三任)检察长。姓张,高个,身高l、8米以上,体魄魁武,雄姿英发,山东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曾出任过省民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省政府副省长助理等职,是个文武双全的年轻领导人。
我们研究室,由于原张主任病逝,也随张检察长的推荐从大通县调入省院的云主任成了院办公室主任兼任研究主任。个不高,三十多岁,身体墩实健壮,宽平的鼻梁上架着付高度近视眼镜,据说原是大通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是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的笔杆子。他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应是政法上的行家里手。从他第一次来研究室,那天我正在编写宣传栏的板报,他没说话,“你就某某吧”,我点头回应,但从其眼片后的双目投过来的是不屑一顾的挑衅目光。我心想他可能已听了刘、张的一些介绍我的情况的了吧。果然,第二天老刘对我说,宣传栏里有几个错别字,云主任要求拆下来重写。我没有吭声,立即作了更正。
1984年4月16 日,云主任通知我说,上午10时在员副检察长办公室开会。会议上,员说:“昨天下午省委打经办领导小组和指导小组联合召开了第二季度在西宁地区集中打击经济犯罪动员大会。省委纪委书记黄太兴同志,省政法委书记朱德明同志,西宁市市委书记马晓飞书记,我也到会,参加会的同志还有县、市的打经办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参会。根据动员大会,省检院已开了党组会和检委会,决定由我还有从其它各处室抽调七名同志参加”,其中,研究室抽调出我参加,并作了具体分工,我被指令安排到市城西区“打办”协助工作。
一周后,我刚从城西区检察院回到办公室,同室的小刘过来说:“员副检察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入室,员放下手中文件,笑着说:“李处长打电话找你,找到没有?”。我说“我到城西检察院去了。”他还未待我讲完,员说“你不是到检察院去,而是到海山厂去,那里的案子是全省八大案之一,案情大,涉案人员多,省机械厅、海山厂新党委班子很重视,前后多年进出好几个调查组,工作组都因为阻力大,情况复杂,来了又走了。至今都没有一个结果,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经过省经打办领导小组提出指定由省检院直接办,上午我们研究了,决定派你去,整个案件就由你全面负责指挥、指导。至于是否立案,侦查中采取强制措施由你决定。他们厂还准备派车接送你。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随时向你请示汇报”,他笑着把我送出,在门边他说:“嗯,放手好好的干吧。”(以上见我1 984年5月,青海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笔记本》记录)说真的,当时落实我的政正平反政策后,我想的只要能安排我专业对口的工作,在工作中能得到组织和领导的信任,我就心满意足,每当接受一个任务,心中总是充满极大的冲动和愉悦的心情,自已告诫自己一定要以极大的热情去认真,忘我的把事情做好,责任和使命让我不能懈怠,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与贻误。因为我头戴的是国徽,只能为其生辉而不能让其蒙上星点尘污。自然也有当不能“公正”、“公平”地对待我时,也会生发出一缕淡淡的忧伤与郁闷。这也许由于我过去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骤然走进机关,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许多不为我知晓的潜规则,使别人和我自已常都显得尴尬别扭。我牢记一句话,“命运的牺牲者,只有付出承认失败的代价,才能成为自已命运的主人”。
海山厂自全省严历打击经济犯罪动员大会后,已成立了一个打经办工作组,由省机械厅纪委书记冯任组长,厂党委贾副书记任副组长,本厂抽调了各科室九名同志,和机械厅各属处、厂抽调了六名同志,共计十五人。我是作为省打办领导办公室和省检察院特派员身份参加海山厂工作组。任副组长。按当时已报案到省市列为有经济问题的有十五件十六人。工作组成员当年多为三十上下具有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冯书记年在五十多岁,稳重练达,全面主持工作作组工作。对我的到来,大家很热情敬重,因为黄南一案已刊登在《民主与法制》,那时人们对政法工作有种敬畏神秘感,再是半月后,召开了一次全厂职工动员大会,我在会上以亲和,言简意赅,宣读了中央《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经济领域犯罪》的决定宗旨、范围、对象,并对长期挂起有“经济问题”的四名工人同志,宣布不属此次调查对象,建议厂党委和厂领导恢复其工作,补发工资,补发奖金。我也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案例讲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违法与犯罪的界定,合法与违法的区别。会后,大家反映很强烈,工作组同志倍受鼓舞,一些同志当面对我说,“都说你文字功夫好,你的口才更比文才强。说起来既生动又明确,真太棒了。让人听了心都动了,暖暖的。你真行。”让我也尝到了奉迎阿谀的高兴,但我觉得他们是真诚的。
与海山厂领导,工作组冯书记及全组同志(前左三为作者)
在海山厂我整整呆了十个月,对原报的十三个经济案件,最后经过缜密调查取证,只有一个姓吴的原家属集体性质的工厂厂长(科级)以贪污罪立案,(当年经济建设刚开始,法定一万元既为大案)。办案中,他妻子一天黑夜提着一个包摸到我家,敲敲门见人出来就走了。第二天我提上包,先向冯书记作了汇报,然后让人通知其妻到来,心平气和,诚恳地指出她这样作的心意,心情能够理解,但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错在那里,有什么坏处。帮她提高认识后,让她把东西过目清点后把东西拿回去,她千恩万谢的走了。冯书记说“你处理得很恰当、很有政治修养”。我说:“她很不容易,她还有好几个孩子,她既是为丈夫,更多地是想到孩子呀!”吴被送拘留所时,我向所长说,要防止在押人员相互寻衅滋事;开庭审理,休庭时我向审判员说,其实吴还是有从轻情节的。后吴以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他来看我表示感谢,我勉励他说,你有技术,有企业管理经验,虽说受了点苦,也可作为前车之鉴,时代不同了,还是可以好好作番事业的。我办案中我最注重对案件证据的收集,遵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的办案原则。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只要是涉及案件的不论他的供认是否有利,不利,甚至欺瞒哄骗都要认真听取,都要一一落实查证,使其真正心服口服从而才能达到认罪服法。在处理时,我又常多了些同情、怜悯之心,希望能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我心里常常想到的获罪领刑人的家人的牵惦,生活的负累,想思耽忧的愁苦。 在海山厂工作时,我依旧同职工一样排队买中饭,端上碗筷常到电工班李师傅那里找个木橙,围坐火炉热着菜,喝着茶,与李师聊着摆着,吃着让我觉得舒心惬意。李师傅四十多岁,四川人算是老乡,乡音显得亲,他有四个孩子,爱人又没正式工作,经济拮据,日子过得很紧,谈话中知他想让孩子早些出来打工,好减轻负担。我开导鼓励他,生活再苦无非紧巴一点,苦日子是熬过来的,但子女的未来前途才是真正做为父母的大事,孩子们既然愿学为什么不支持呢,再说,大的出来了,可以帮助二的,哥哥姐姐出来了,又可帮助支援小的,事情不能僵死的看,你说是不?他噙着泪笑着不停地点头说:“在理,在理。”谁知十年后,我己调回四川成都,我在家中突然接到李师傅电活,说他找得我好苦哟,约定第二天一定要来登门亲自拜望。他一身新装打扮,人显得比以前发福多了,倒很精神,提着一小瓶陈醋,说是他们当地有名的特产,拿着我的手握着不丢,笑着、望着、看着我,半天嚅动着上下咀唇,擦了擦眼眶才开口讲“好人啦!恩人啦!”,谈话中,知他四个儿女都先后上了大学,一个现在美国,两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现在退休了,儿女们给他在四川中江买了套新房。他说:是你那年的几句话鼓励了我,我也常向孩子们讲起你,要好好努力,感谢你恩人啦!话简情长令我肃然起敬,多忠厚朴实的真实朋友。人最美好的时刻是来自朋友的惦记和访问,没有约定却有默契,心灵的牵挂与难忘…
结束海山厂的“打经”工作己临近第二年的春节,省打经办领导小组和城西区人民政府给我颁发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海山厂邀请我出席他们厂的新春茶话会,新党委班子和厂长讲话说,今年是该厂建厂二十年来第一次扭亏为赢,是生产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讲话中透着股高兴和兴奋的劲,也讲到了工作组,也提到了我,自然都是些溢美之词,在颁发全厂职工奖状时,也给我颁发了一张优秀工作者的奖状,还特意以工厂的名义赠送我一只银制工艺盘作为纪念。这份情,这份礼我觉得厚重,
散会后是聚餐,我没参加,我悄悄骑上自行车沿着冰冻的南河岸边离去,厂区和山坳的农家,已响起断续的鞭炮声,清脆的爆竹声回响在河岸的山岗上。仰望天空彤云密布,匆匆一年又己过去。
6、失踪之迷
一天夜晚,四处李处长突然来访,实出我的意外。俊芳在厨房切了些肉菜盘碟放在烤炉的大铁面上,室内炉火暖暖,菜香酒美,我和李处端壶倒酒,对饮小酌。他说,“今天来到你家,看到你这么大的书架全是专业业务书藉,让我吃惊,难怪你的业务那么理性,赋有条理,让我佩服。我是很难服人的,今晚来更让我觉得来对了。”我对李不太熟悉,只知他原在电化厂工作,随张检察先后到院。只记得当初李来院报到没两天,有对三十上下有点迂腐老气的男女来到院里,自说是电化厂的职工,那次好象是办公室老刘接待的,当时我也在场,来的男子说,新到你院的李某在我们厂里时,他是保卫科干事,曾强奸了我的妻子,那个女的点头说,“是我”。当时我因有人叫,就离开了,后来听说交政治处调查,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李,陕西人,出身农家,虽贫志远,个高,浓眉俊眼,鼻梁高挺,长得十分帅气,毕业于内蒙大学农林专业,其妻是大学同学,妻的父亲是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检察长这次到任前是李岳丈副省长助理。李己有两个儿子,大儿十四,五岁了。可能身为乘龙快婿,认识结交不少高官权贵,平时说话大套,谈话中知他“文革”中,也有些造反革命作为,他很能喝酒,醉眼朦胧说:“来院后,对你听人有些说法,我也有些了解,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向张说了,要我到四处负责可以,但我要两个人,一是你,一是我电化厂的好友老汪。(他从不称领导职称,多直呼其名。)不答应,我也不去任那个职。他板着我的肩说,你的问题就是个党籍的事,你过来了,我一年内包给你解决。”他谈得很直、很露、很白,象个商人,我有些受惊,也有些受辱的感觉。我胀红脸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临走,最后他留下一句话,“跟我,没错。”
妻无言地收拾着残盘剩碟,将遗下的粹骨残渣酒瓶丢入门边的垃圾桶。我坐在自制的木椅靠背上,望着窗外对街路灯照射下飞旋的雪花飞舞飘摇,我心中挣扎着,呼喊着:我宁愿靠自己单薄而脆弱的力量,守住自己的孤傲走下去,也不愿求有力者的私情垂青。
可是,没多久,政治处通知我调到四处。李呢,显得很热情很友好,他说的“老汪”,也真的调了过来。可没两天,李却被安排作为青海省检察干部培训班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身份,带领省各州、县抽调的干部,赴西北政法学院检察干训班学习一年。临走,记得李与我一次长谈,谈了工作,谈到入党,也谈到他的婚姻,他说他想离婚。显得少有的烦燥苦脑。我不知说什么为好。劝他慎重些。在西安学习中途李似乎曾又回来一次,可能是办离婚手续。短促会晤,他向我说起陕西省检察院想调他到四处任处长。我说:陕西是个大省,是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与青海边、穷,少,小,不能同日而语。看来此时他已有些忘形得意,得意时总难听诚实之言,望着他一幅昂扬意气状,其实生活的命运中需要地是低调,朴实,狂妄潜藏着危机,实令我为他耽心。后来,我调回成都,一次青海省检院友人来坐,谈及过去一同工作同伴,偶说到李,告诉说,一次晚饭后,李接到电话,随即外出,从此一去再未回来。过后国家公安部、高检院会同省公安厅,检院联合侦查,均无结果,依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和爱人听后,大惊失色,一时回不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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